百人谈 | 钟藏政:台灣教培经历正在大陸上演,唯独在线教育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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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内教培行業的发展中，台灣民辦教育專家钟藏政是一個绕不開的人。10 余年前，第一批教培機構到台灣取经，便是由钟藏政牵头引线，當中有昂立，之後有高思、思考樂等。众多教培機構向台灣培训機構學習了如何精细化服務、如何服務學生和家长以及如何建立独特的教材体系等等。

台灣 K12 教培學校发展至今已有 60 多年历史，而他在教培行業也已经扎根了几十余年，经历過台灣教培行業由盛及衰，由严到宽的历史演变。他在大陸教培行業被人称之為「算命師」。

两年前，钟藏政在大陸发表了一篇题為《從台灣的教培行業，看大陸培训學校十年後的样子》的演讲，里面提到 GDP、高學历、生育率、减负、高社會福利及高科技六要素對教培行業发展的影响。其中一条是，生育率与培训行業有绝對的關系。現如今，11 年前的低生育率正在冲击台灣現在的 K12 培训市場。

台灣教培機構能否给予大陸教培行業一些经验与借鉴？多鲸專访了台灣民辦教育專家钟藏政，一探究竟。



在上個世纪八九十年代，「补習一条街」南阳街是台灣培训機構最集中的地方，见证了台灣培训業的发展。1994 年，钟藏政開的第一所培训學校就藏在這里。但現在「补習一条街」已经变成了小吃一条街，一层底商的补習班門店已经由数百家缩减至不足 10 家。

台灣在七八十年代经历了生育高峰，在八九十年代撬起补習業大市場。十几年間，随着工業、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红利带来的利好，人们有了更多資源投入孩子的教育。但在 2000 年後，台灣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出現停滞，2008 年又赶上金融風暴，经济急速下降，生育率創新低。据数据显示，2008-2017 年，全台灣的人口增长约 50 万人，0-14 岁人口的数量缩减 70 多万人。

钟藏政向多鲸表示，台灣人口红利消失是台灣教培業衰退的主要因素。在 1970 年代，台灣生育率高达 4.9，但進入 2000 年後，就開始一路走低，2004 年降低到了 1.2，2010 年甚至跌破 1 降到了 0.895，為全球最低。

「七八年前，全台灣各市县的所有类型的培训機構总数涨到 1.8 万家之後，就没有再增加過，當中有大部分是职業教育機構。現在总数是 1.7 万家，减少了 1000 多家。」钟藏政明显能從历年培训機構总数的变化上，直接感受台灣补習業的变化。

1994 年，钟藏政帮忙亲哥哥打理南阳街所在的 K12 培训學校，這是他第一次接触补習業。那時候南阳街正是 K12 培训學校最热闹的時候，一条长达 350 米的热闹街區里，一楼底商放眼望去满满都是各类补習班的店面。「我打理的門店最多有 1300 個學生，這在南阳街要排到 40 多名。」他表示，那時候有人气的上课老師最吃香，一個班招收 1000 多人，一年可以挣到 5000 万元人民币。

「名師一千人一個班。高中英语单科最多可以达到单店一万人。高中单科超過 1 万人的，在二十多年前的南阳街有五家。但現在，单科要超過 3000 人，在南阳街最多不超過 3 家。」

在补習班最火的時候，他卖掉了帮哥哥打理的培训學校。他用了一個晚上做决定，第二天就找到了买家，以 200 万元卖掉了這家培训學校，開始新的創業。

在這之後，他開始做教育 SaaS，类似于大陸的校宝在线，服務的正是南阳街的大型培训機構，占据 90% 的台灣培训市場。「早期，我會跟客户讲，如果只能招到 3000 個學生，就不要跟我讲你是大的补習班，而是小的补習班。」但二十多年過去了，南阳街最先感受到少子化的冲击，钟藏政的评判标准也有所变化。「現在一個补習班能招收 1500 人，就算是大的补習班了。」

自台灣 2000 年以来生育率就一直在走低，伴随着「少子化」尤其是學龄儿童及學龄前儿童人数的大幅缩减，台灣 K12 补習業规模总量一直在萎缩。不仅体現在不增反降的 K12 补習班招生数上，還有无法达预期的满班人数。「三十四年前，社區型的台灣补習業里，一個补習班轻轻松松就可以招满 50 人，但現在一個社區补習班永远坐不满，在四五十個座位里，最多坐十几人。」钟藏政预计，少子化的持续低迷會在未来 4 年到 7 年内席卷整個高中市場。



两年前，钟藏政在大陸做分享時，频繁以台灣培训業的经历，為大陸教培業做预测与借鉴。而谈到的台灣培训業也仅限于线下的补習班。但不同的是，台灣在线教育无法给大陸做借鉴。在钟藏政看来，「台灣 K12 在线教育不會比大陸做得好」已经是定局，且不會有任何改变。

台灣的在线教育看似走在大陸前面，但并无成功的案例。台灣最早的在线教育始于 25 年前，一家培训機構将视频课程做出 Flash 動画，但由于網络与設备限制，没有大面积铺開，最终该在线教育项目告吹。而後有教育機構将课程打包装入硬盘，由销售團队在各种教育展上售卖，由于模式单一，最终也活得很辛苦。

钟藏政表示，直至現在，台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 K12 在线教育公司。不過，他提到，一家靠公益基金扶持的在线教育公司——均一教育勉强算是在线教育。该平台上，從小學到高中的课程通通免费。「現在均一教育在台灣已经產生了一种現象，很多培训機構都非常害怕均一。當孩子的自律性达到一定程度的時候，這种網站就會体現它自己的价值。大陸以後也會出現這种公益性的课程網站。」

他認為，台灣 K12 在线教育无法比大陸做得好的更深层逻辑在于，台灣地域小，教育資源可以做到平均分配。正是因為教育資源平均反而會讓教育資本化的現象衰减。例如，阿里山和台北市的老師薪資待遇无太大差别，甚至前者部分老師要比後者教得更好。

两岸不同的是，很多台北市的家长都把孩子往农村里送，在大陸则是把孩子往城里送。「因為台灣农村都會有一两個高學历，教书又好的老師。但是這些老師没有人際關系，不會到台北教书。這些受教育比较好的老師明白一個道理是，好的教育应该是引导式教學，等到孩子长大後，与人相处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會比都市里的孩子强。」

正是因為两岸的差异，钟藏政每逢在探访大陸三线城市培训學校時，如果被當地老師问到「為什麼我们這里永远找不到好老師？」他的回答永远是：「大陸三线城市以下到十八线永远都在缺好老師。」

「一個老師在金华义乌教得好，月薪是 5000 元。杭州看上這位好老師，就會以 1 万元挖過去。在去杭州教的時候，又會被上海的培训機構以 3 万元月薪挖走。以此类推，這些好老師不會留在三线城市。」



尽管台灣 K12 补習業规模总量只减不增，但從需求端仍能感受到 K12 补習的刚需。来自台灣补習咨询網站的資料显示，台灣补習班的应试色彩较為浓厚，外语类和文理类补習班比例高达 84%，傳統的學科辅导以及外语學習仍然是中小學生包括學龄前儿童的补習重心。

正因為，台灣的补習業已有 60 多年的发展历史，從日据時代的补習學堂转型開始，台灣政府就陸续修订《补習教育法》對补習班的内容和性质進行规范。虽然台灣社會的补習班不隶属于正规教育体系之下，但已经逐渐成為正规教育系統外的一种重要機構。

促成补習業風生水起的主要因素是持续了将近 27 年的教育改革。在台灣，由于政治权力复杂及多变，教育改革政策多变。早在 1994 年 4 月，社會各界要求教育改革的大遊行，被视為台灣教改的起点。

自那時起，台灣教育改革几乎每年都會有变化，最先感受到的是教育实践者。据 2003 年《远见杂志》在台灣進行了一次大调查統计显示，有 90% 的老師認為教學变得困难了。他们教學困难主要原因是教育政策朝令夕改。由于教改变動多，公辦學校老師无解应對，這给台灣的补習班老師創造了機會。

「每逢教育改革新政策出台都是台灣家长最紧张的時候。」钟藏政表示。「他们一定會去问培训機構的老師该怎麼辦。培训機構的老師就會迅速做出反应，比如中午政策出台，老師就會在下午两点组织開會讨论，等到家长傍晚打電话询问的時候就會立马给出反馈。但是，如果家长问公辦學校老師，就會被告知在休假或者是下個月開會再讨论。」

正因為台灣特殊的社會环境，很多家长對培训學校老師教书能力的認可度要比公辦學校老師高。钟藏政認為，這一点已经深扎家长的内心，即使是過了三十年，甚至五十年都不會改变。這与大陸有很大的不同，而大陸家长就會認為公辦學校老師比补習班的老師好。

教改最大的改動之处就是一纲多本。早期台灣是一纲一本，所有學校念的教材都是一样的。自從教改之後，就变成一纲多本，教的内容一样，但進度不同。「一個年级 400 個學生里，就是因為教材版本不同，拆分為一個班三四十個孩子，需要增加一倍的老師。」据當時的媒体报道显示，由于教科书版本過多，學生需看几套教材，应對考试，给家长和學生造成负担，补習增加。

不单是一纲多本，還有教改采取的多元化入學。多元化入學本来是讓學生摆脱一考定终身的困扰，根据孩子自己的才能申请學校，但实施過程却变成了「多元入學、多次考试」。有的家庭為了讓孩子在申请更占据优势，學習各种才藝，因此各类补習班应运而生。

台灣跟大陸一样减负。「比如课後写作業時間由 3 小時缩短到 30 分钟。這反而對培训機構創造機會。家长會這样想，以前孩子學三個小時都考不好，現在缩短到 30 分钟，怎麼可能考得好，後来只能統統送到培训學校。正因為如此，培训機構有它存在的价值。」

钟藏政谈到，從台灣的经验来看，教育改革對补習產業是长期利好。台灣的经验能否给大陸培训業提供借鉴？「K12永远是刚需。至于教材、课程等内容可以顺应政策监管做调整。現在學生可以通過各种各样的方式學習，不一定是要坐在课桌椅上。」



「台灣地區并不像大陸，大陸政策一出台，行業就变天了。」谈及大陸教培行業業正在忧心忡忡的「雙减」政策，钟藏政認為這是两岸监管的不同。在台灣，很多政策出台之前需要经過很多的沟通，有的放矢。而针對培训機構监管也只是聚焦在消防、安全等经营管方面，更不會對超纲、超前教學有太多限制。

「我以前做培训學校的時候，有一個六年级的小孩来學高中数學，一年就學完了，還被保送到台灣最好的数學系。如果學生能力所及，為什麼不能超纲。台灣在這方面一直都是市場機制远远胜過监管重点。」

钟藏政提到一個有意思的细节是，「在二三十年前，台灣补習班经常被检举。一旦有教育局要来查补習班，會先通過培训機構协會，再告知當地的补習班做好准备，而不是教育局直接上門查处补習班。」

他認為，當大陸雙减政策落地的時候，教培行業會逐渐趋向规范化，大型培训機構应對政策监管可能會痛一阵子，但是不會痛一辈子。培训學校一夜回到 25 年前，私人家教重新兴起，收费、监管等问题會重土归来。一切的问题會倒逼政策制定者重新决策，监管會再由严及宽。

不過，与大陸即将推出的「雙减」政策类似的是，台灣地區也對六岁以下幼儿設定了培训限制。多鲸注意到，在台灣政府 2013 年通過的《补習及進修教育法》修正草案中，明令英语、珠心算、作文、速读等类型的补習班都不能招收六岁以下幼儿，违者最高可罚 50 万元（新台币）且可连续罚。

在台灣，若补習班要招收未满六岁的幼儿，那麼补習内容只能涉及「身体律動」、「藝術才能」等。不過，据 2017 年台灣补習公開網站公布的数据显示，台灣學龄前的补習班数量仍有 504 家，占据了 3% 的市場。

钟藏政表示，该条例對台灣的 K12 學科機構影响不大。至于 6 岁以下幼儿的英语學習很难规避。「老師在上课的時候，10 句话里面有 7 句是英语，這是否可以评判為在教英语？」实際上，現在很多台灣的雙语制幼儿园都會涉及英语环境。台灣的经验是，将英语教學生活口语化，并未给幼儿配套相应的教材。

他認為，大陸現在最大的问题是教學一定要配备教材，但并非如此。「在幼儿园，今天可以教孩子學蜜蜂，蜜蜂可以飞行，可以通過飞行延伸飞機的历史，就可以從科學课教到历史课。只要幼儿园用心研发课程，都可以做到。以後大陸的中低端幼儿园、高端幼儿园都會慢慢這样做。」

钟藏政在過去的十年里，已经连续多次到访大陸，给大陸培训機構输出台灣的经验与做法。對于大陸培训業正在经历的培训業整顿，他從過去二十多年台灣补習業经受的磨难看到血淋淋的教训，即「低调赚钱」。

「二三十年前，在台北市，你會看到所有公車都打满了培训學校的广告，家长的想法是培训學校赚得真多，于是動不動就写文章抗议。大陸也有异曲同工之处。在线教育機構在地铁、電视频繁做广告。孩子课業负担增加，家庭教育支出增加，就會產生很多民怨。」他表示，台灣的培训機構在二三十年前打了很多广告，現在大家知道打了再多广告都没有用，归根到底是，口碑影响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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