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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台灣历史課纲争议:争的是政治,不是历史 [打印本頁]

作者: admin 時間: 2021-8-20 16:03
標題: 台灣历史課纲争议:争的是政治,不是历史
圖為始于李登辉的“熟悉台灣”教科书系列

台灣高中汗青、公民、地舆等科按照《2012課纲》“微调版”编写的教科书顿時要在8月上路，這份課纲自始便饱受反弹，先是學界，後是中青年的高中西席，如今则轮到正在放暑假和刚考完“大學指考”的高中生提枪上阵。随著22日反課纲高中生包抄“教诲部”，24日晚間数十名高中生夜袭“教诲部”、并占据部长辦公室，這场挟著客岁“三一八太阳花”馀温、雷同香港“反國教”活動的反課纲斗争，形式不竭在升高。

迩来台灣政坛與社會闹得满城風雨的高中課程纲领(简称“課纲”)争议，实在已非第一次。从李登辉在朝期間1997年强行鞭策的國中(“國民中學”的简称，即大陸的初中)《熟悉台灣》教科书以降，快要20年的時候，履历两次“政党轮番”，教科书的争议不曾停息。教科书是當权者意识形态的首要傳输管道，因此成為蓝绿两党的兵家必争之地，因而可知，教科书问题历来不是纯真的客观汗青究竟之争，在底子上就是政治问题──在台灣就表示于國度認同與史观态度的對峙。

一般認為，今世民族國度的教科书體系，是在日据時代傳入台灣。日本殖民末期，為共同殖民母國的周全侵華與战役带動之需，殖民政府在台灣起頭鞭策無孔不入的“皇民化活動”，教科书固然也不破例，目标在于将殖民地台灣人民革新為盲目崇敬日本天皇、為天皇捐躯的臣民仆从。

台灣小學《國语》讲义中關于蒋介石的“励志神话”

台灣教科书中描写新中國的“经典”課文《没有太阳的处所》

1945年台灣规复、从新复归故國，本来的皇民化教诲變化回民族教诲，也就是國民党式的中國民族主义教诲。履历一段磨合期以後，台灣的各级教科书均由“國立编译馆”卖力编辑(称為“國编本”)，鞭策反共民族主义教诲，经由過程教科书将台灣打造成為“反扑大陸”的顽强碉堡。

比方小學《國语》讲义有一課《先总统蒋公小的時辰》(之前台灣的公牍书或是一般文章，提到“國父”與“蒋公”都必定要“挪抬”)，課文如斯描述“伟大的蒋公”：“有一天，他到河滨去玩，瞥見河里有很多小鱼向上遊。由于水太急，几回都被水冲下来，可是小鱼仍是使劲向上遊。”“蒋公看了，内心想：‘小鱼都有如许大的勇气，咱们做人，能不如小鱼吗?’”“蒋公从小就干事快，不怕难，又有勇气，以是长大了，能為國度做很多事。”這篇課文成為傳播于台灣社會的“ 蒋公看鱼逆流而上”的“励志神话”。

另有此外一篇经典課文《没有太阳的处所》：“自从民國38年共匪盘踞中國大陸今後，……大陸上的同胞一向過著贫困不安的日子。他们仿佛住在暗中丛林里，看不見阳光，對未来没有但愿。到過中國大陸的人，都说那邊是一個‘没有太阳的处所’。……满眼破旧的模样，一點新的扶植都没有。”再加之國民党陌頭巷尾的白话鼓吹：“大陸同胞糊口在水火倒悬之下”、“在共匪的虐政下，大陸同胞只能吃树皮、啃树根来裹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台灣代代相傳對大陸的成見有其汗青本源。

1988年蒋经國病逝，李登辉掌权後仍沿用按照1983年拟订的高中汗青課纲而编写的國编本教科书，讲义称北京當局為“匪伪政权”，称毛泽东為“共酋”。為了突显國民党才是中國的“法统”，教科书称大陸為“敌伪”，夸大“中共统治大陸以来，倒行逆施，履行共產轨制，实已违背世界潮水”、“共產轨制的歼灭已成定局”。

中國國民党籍的“总统”李登辉，在党政军权利安定以後，再加之其暗地里有本土新兴資同族支撑，在政治经济布局上起頭呈現至今仍為人垢病的“黑金”體系體例，并渐渐鞭策“台灣國族”建构工程，第一步就是“独台”化。1994年李登辉對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暗示：“生為台灣人的悲痛”，“中國、中國人都是模胡的观點”;同年產生“千島湖事務”，李登辉又放言：“中國事‘匪贼’”。李登辉的“独台”工程是有步调的，先是称“中華民國‘在’台灣”，接著又鞭策“总统”由台灣全民直選，并将“台灣省”虚级化(称為“冻省”或“精省”)。在教诲方面，李登辉為贯彻小我意志，特地扶植主意“齐心圆史观”的汗青學者杜正胜，两人联手革新中學社會科課本的史观阐述。

马英九在朝快要8年，各级黉舍教科书仍布满浓浓的杜氏“齐心圆史观”。甚麼是“齐心圆史观”?按杜正胜1997年的文章《一個新史观的出生》所称：“以台灣為中間，一圈圈往外熟悉世界，熟悉汗青”，“由内到外，从乡土史、台灣史、中國史、亚洲史到世界史，按部就班”。

杜正胜的“齐心圆史观”，以學術的名义，做為台灣國族建构工程的有力背书，将國民意识形态转型為离開中國的國度意识形态。杜正胜本身也说，他的“新史观”是要“對台灣实际处境和将来供给目标”，“解脱大中國意识的覆盖，尽力創建台灣的主體意识”。杜正胜認為：“台灣的中國人既已認可中共政权，再也不自命為中國的正统或中國文化的主流。而政治上，非论‘台灣國’或‘在台灣的中華民國’，都是自力的政治实體”，“政治上與如今中國大陸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从属”。

分裂台灣與中華傳统的“齐心圆史观”

“齐心圆史观”的初次实践，就是1997年李登辉與杜正胜配合主导出台的國中《熟悉台灣》教科书，尔後教科书中的台灣史部門自中國史自力而出，至今教科书仍保持著“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的阐述次序，台灣史的职位地方也由处所史上纲為“國史”。這部《熟悉台灣》教科书，汗青篇将台灣史分為“史前期間”、“國际竞争時代”、“郑氏治台時代”、“清领期間”、“日本殖民统治時代”與“中華民國在台灣”等阶段，不分本色，将荷兰、西班牙、清代、日本、中國均視榨取台灣人的“外来政权”。同時美化日本在台殖民统治，再也不称之為“日据”，夸大日本為台灣带来“工業化”和“守時”、“卫生”、“文明”等“現代化”，避谈此中的抽剥與民族不同待遇。而且淡化台灣人前赴後继的抗日與规复活動，以“接管台灣”代替“台灣规复”。全书最後也不忘赞美“落实民主法治”的“台灣履历”，“是中華民國面临中共的威逼却始终耸立不摇的要因”，以此凝结台灣人民的“生命配合體”意识。

在历次的教科书争议中，不少人只将眼光聚焦于汗青科或國文科，而影响也很深远的公民社會科却常常受到疏忽。本年的反課纲活動，就是由高中公民教员倡议串联，進而舒展到汗青科，接著经由過程教员的鼓吹與鼓動勉励，讓受教的高中生踏上抗争最火線。

某位曾任高中公民與社會科課纲编撰委员的社會學者，曾投书指出：“汗青科今朝大要上依然是按照‘实证论’的常识體系，是以會把意识形态依靠于相干‘史实’的選择與解释问题去举行辩论。可是‘公民與社會’其实不必要如许。由于‘公民與社會’不单不必要决心暗藏意识形态，反而底子就是關于現代公民教诲的有關的意识形态的问题。”

上述這段话就反應在《熟悉台灣》(社會篇)，教科书開門見山即指出台澎金马是一個“本色上的运气配合體”，“國际上逐步習称‘台灣’”。第6章第2節《台灣精力》更是全书“菁華”地點，日本民族的“大和魂”精力在台灣获得了“傳承”，課文称：“除有形的文化資產以外，咱们還担當了先民的一些糊口方法和糊口立场，也就是所谓的‘台灣魂’。”反中與反共的意识形态在這本讲义中也获得了富丽且完善的连系：“民國38年之前，不管是在中國或是日本的邦畿以内，台灣一向都是政治权利的邊境地域”，“直到近来，咱们仍是不平服于中共政权的‘文攻武吓’”，“三百多年来，居于统治职位地方的族群很少能同等看待台灣人民，持久的辱没和几回再三的压抑，使台灣人不竭地请求同等，爱惜自由，保护庄严”。第8章《民主的滋味》则搭配李登辉所谓“生為台灣人的悲痛”，夸大“悲情的汗青”：“四百年来，大部門時候，台人民都不克不及决议本身的运气”，“台灣政治史是一部未经本地住民首肯而且介入的悲情统治史”。最末章《营建新台灣》便寄但愿于台灣學子：“在國际社會中，咱们不但短缺公道的保存空間，還常常面對战役的威逼”，“到了20世纪末，‘台灣人’已成為咱们在國际社會中的配合名字，一個极新的台灣社會也逐步成形”，“你我都是地隧道道的主人”。

這部横空出生避世的媚日反華教科书，在那時台灣社會引發至關水平的反弹，比方1997年7月20日TVBS與《新新聞》杂志合辦“熟悉台灣教科书大辩说”，由支撑《熟悉台灣》的陈文茜(時為民進党主席特助)、王拓(時為民進党“立委”)、段宜康(時為民進党台北市议员)對辩否决《熟悉台灣》的李庆華(時為新党“立委”)、尹章义(時為辅仁大學汗青系傳授)與陈昭瑛(台大中文系傳授)。台灣闻名的排湾族诗人莫那能，更因此其原居民的成分颁發声明峻厉训斥《熟悉台灣》教科书，疾呼：“當即批改所有行将印行的教科书，‘熟悉台灣’必需熟悉真正的台灣，不是逼迫下一代熟悉虚构的台灣”。几位台灣文史學者王晓波、李维士、曾健民、黄丽生、潘向阳、陈昭瑛、刘孝春等人，逐页逐句完成《熟悉台灣》汗青篇與社會篇的修订與驳倒，由王仲孚傳授主编為《熟悉台灣教科书参考資料》，1997年9月由台灣史钻研會出书。台灣左翼作家陈映真，以许南村笔名，约请两岸學者完成《熟悉台灣教科书评析》一书(1999年台灣人世出书社)，批判這部教科书有著“大量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干涉干與，民族分手主义的鼓吹和新殖民地概念，使汗青教科书布满了欺罔和毛病”，而且一一辩驳教科书中的“台灣文化多元论”、“明郑自力王國论”與“日本殖民有功论”等谬论。

在“反共反華”與“亲美亲日”的政治准确之下，“齐心圆史观”、“日本殖民有功”與分手主义的偏向就此主宰台灣的汗青教科书书写。李登辉离任前夜，1999年台灣修法经由過程教科书“一纲多本”，也就是按照“教诲部”的課程纲领，開放民間出书社编写教科书。本来“一纲一本”轨制下肩负教科书编辑的“國立编译馆”于2004年正式退出教科书的编写事情，并于2011年與“國立教诲資料馆”归并為“國度教诲钻研院”。

尔後，台灣各级黉舍的教科书编写進程成為“三级制”：先由“教诲部”邀集專家學者拟订“課程纲领”，再由民間书商别离约请學者西席按照“課纲”编写課本，完成以後送交“國度教诲钻研院”小组审查，审查经由過程始發给核定执照。

以《熟悉台灣》教科书為例，汗青篇課程尺度制订小组包括如下成员：黄秀政(招集人，中兴大學汗青系傳授，“教诲部”人文社會科教诲引导委员會〔下称人指會〕举薦)、李永炽(台灣大學汗青系傳授，“立法委员”举薦)、李國祁(台灣師范大學汗青系傳授，人指會举薦)、李筱峰(世新學院副傳授，“立法委员”举薦)、江如雪(台北市景兴國中西席，台北市教诲局举薦)、吕实强(“中研院”近史所钻研员，人指會举薦)、吴密察(台大汗青系傳授，“立法委员”举薦)、张玉法(“中研院”近史所钻研员，人指會举薦)、张炎宪(“中研院”社科所钻研员，“立法委员”举薦)、黄鼎松(苗栗县鹤冈國中校长，省教诲厅举薦)、温振華(台灣師大汗青系傳授，台灣師大举薦)。此中大大都是独派學者，更不乏台自力场刚强的“台灣傳授协會”成员。

2007年台灣“教诲部”推出的《海洋教诲與教科书检點用词计画》

2000年民進党籍陈水扁在朝以後，教科书的課纲、编写、审查等三道關卡周全“独化”。2003年9月台灣“教诲部”颁布《高中汗青新課程纲领草案》，仍保持杜正胜的“齐心圆史观”，乃至将明朝中期以降的中國史列入世界史的范畴。2004年民進党在朝時代，再度修订高中汗青課纲，估计2006年施行，称為《2006暂纲》。该《暂纲》将台灣史與中國史彻底分隔，台灣史自力為第一册;将1945年之前的“中華民國史”列為中國史，1945年以後的部門列入台日本增高貼,湾史;同時，也将确立台灣复归中國的《開罗宣言》定位為“消息公报”，请求《旧金山和约》與《中日和约》纳入課本，教科书中正式记录西方與台独派所炮制的“台灣职位地方不决论”。

在社會各方压力下，時任“教诲部长”的黄荣村不敢貿然實施《2006暂纲》，是以陈水扁撤换黄荣村，延揽杜正胜為“部长”，强行贯彻《2006暂纲》的实施。陈水扁离任前的2007年，台灣“教诲部”拜托独派色采稠密的“台灣汗青學會”完成《海洋教诲與教科书用词检點计画》，下發各家教科书书商，依此“尺度”编写課本。這份陈述检點了那時自小學至高中各范畴各版本的教科书，包括國语文、社會、汗青、地舆、天然、糊口科技、康健、體育、藝術與人文、地球科學、美術、音樂等科目，列出五大“不合适用词”的“尺度”：(一)“不客观汗青價值尺度、决心褒扬或抑低的非中性辞汇”，比方将“日据時代”改成“日治時代”，并禁称孙中山為“國父”。(二)“自我矮化為地域或主體意识不清”，比方禁用“台灣地域”、“全省各地”與“两岸”等词。(三)“台灣與中國大陸分属分歧政权時代的论述，對中國的地名、汗青朝代、特定人物等，未加注國名”，比方请求将“今山西省新绛县”的论述改成“今中國山西省新绛县”，又如请求将“年龄战國期間”改成“中國年龄战國期間”。(四)“论述日治時代台灣的人、事、物，却利用大清帝國、中華民國编年”，比方请求将“中華民國16年”改成“大正5年”。(五)“對付特定辞汇的利用不敷切确”，比方划定不成利用“國字、國画、國剧、京剧、古典诗词”等辞汇，来描写“中國独有的文物、文字、字画、戏剧、诗词等”;又如划定不得利用“汗青上、古時辰、古代、上古期間、老祖宗、前人、祖先、先民等辞汇，来描写“時候或工具泛指中國古代或是古代之人” 。

在此情景下，“古今中外”這句针言在教科书中被禁用，1945年台灣“规复”酿成了“战後”，“中國人”被“汉人”代替，“中國文化”變成“華文化”，“中共”被“中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代替，“中法战役”改称“清法战役”，“我國的元代”改成“中國的元代”等等。固然，“诗人李白”也要写為“中國的诗人李白”。掀開厚厚的《海洋教诲與教科书用词检點计画》，各类“不妥用词”可说是“擢發难数”(2006年杜正胜曾称“擢發难数”没有负面之意，指的是“事變多到连纸张都写不完”)。

這份以政治力强行鞭策的“不合适用词检點陈述”，威力惊人，不外是一两字之差，但已有用将“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的政治鼓吹贯注给台灣學生。當前台灣的社會各阶级，早已将“一邊一國”認為是理所固然之事，比方台灣青年到大陸参访事情肄業一概自称為“出國”，称“陸生”為“中生”等等。如今台灣中小學重要的新進西席，都是利用1997年以後的反中、反共、台独化、皇民史观教科书的一代，分手主义的种子就如斯继续傳布。

2008年中國國民党再度在朝，但独化教科书并未是以而改良。不只汗青科因袭原有課本，地舆科的舆圖将台灣與大陸之間标注“國界限”。公民科的讲义一样问题丛生，比方内容谈及垂纶島主权争议，不但未交接日本無理盘踞垂纶島，反倒指导學生将该问题思虑為三國纷争(中、台、日)。又如教科书谈到國度與當局型式，仍對照曩昔，将“我國”列為民主政體，将“中國”列為專制政體;并設計问题，请求高一學生會商“為甚麼中國有成文宪法，却没有被列入宪政民主國度?”再如教科书以不小的篇幅，阐述了“中國武力仍威逼我國國度平安”，并钜细靡遗地列出“中國武力犯台的可能模式”：“以飞弹進犯台灣”、“封闭台灣對交际通”與“突袭占据”等，并搭配一张飞弹照片，辅以圖说：“今朝中國對准台灣的飞弹已达千枚以上”。咱们不能不问，這到底是讲义，仍是脚本?

馬英九執政之初，那時“教诲部长”郑瑞城颁布沿用扁當局時代修订的《2009課纲》，激發學界與社會舆论的不满與批判。厥後“教诲部”暂缓施行國文與汗青两科課纲，临時沿用《2006暂纲》;其他科利用《2009課纲》，但日後延一年才正式上路(是以《2009課纲》直到2010學年度才实施)。為研拟國文與汗青新課纲，教诲部构成課纲小组，但成员大都仍為扁期間原班人马。

2010年那時“教诲部长”吴清基改组課纲小组，汗青課纲修订直到20瑜珈褲,11年上半年才完成并通知布告，估计2012學年度实施，称為《2012課纲》。《2012課纲》固然仍保持“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的叙事次序，但重要有如下五個修订部門：(一)阐明三國期間以来中國大陸與台灣的瓜葛;(二)参加日据期間台灣同胞介入故國大陸抗日的内容;(三)課纲中注明中國史在1949年以後之以是只写中共的汗青，是由于中華民國的部門已写于台灣史當中;(四)删除“台灣职位地方不决论”内容;(五)中國史課時增长為一個半學期。《2012課纲》出炉後，各家信商不肯大幅度點窜讲义内容，将旧讲义简略點窜送审，竟然另有版本称日本侵華战役為“圣战”，称台灣慰安妇是“志愿”的。

马當局對付課纲的修订，究竟上杯水車薪。由于課本的编写，和過後的审查，根基上仍被独派所把握。比方卖力审查教科书的“國度教诲钻研院”，此中高层還包含了杜正胜担當“教诲部长”期間的主任秘书，和民進党主席苏贞昌任台北县长期間的教诲局局长。2013年9月開學前，有3個新版本汗青教科书送交审查，因其内容利用“明郑”、“日据”、“中共”等词，和称台灣為“以中汉文化為主體的社運動防護，會”等来由，便受到“國度教诲钻研院”辖下的教科书审查委员會封杀。

為了因應2014年上路的“12年國教”，和點窜上次課纲的不足的地方，台灣“教诲部”遂针對《2012課纲》举行“微调”，并在本年8月正式施行。課纲只是各家信商编写教科书的纲领根据，是以力圖简明但凸起重點，這次微调幅度不大，主如果几处用字的點窜。以汗青科課纲為例，“國际竞逐時代”改成“汉人来台與國际竞逐時代”、“荷西治台”改成“荷西入台”、“郑氏统治”改成“明郑统治”、“清朝治台”改成“清廷治台”、“日本统治”改成“日本殖民统治”、“慰安妇”改成“主妇被逼迫做慰安妇”、“接管台灣”改成“台灣规复”、“多元文化成长”改成“中汉文化與多元文化成长”等等。同時，新課纲也请求写進清廷治理台灣時代使台灣成為那時中國最現代化的省份，和日据時代台灣人民蒙受日本统治者的抽剥與挤压，也请求阐明五四活動與新文化活動對台灣的影响等等。至于被高度质疑新課纲删除“二二八事務”與“白色可怕”更属讹傳，由于它们都明列在汗青課纲而不于公民課纲當中复述，此中還将“二二八事務”由“阐明栏”调解為“重點栏”。就是這份課纲引發當前大范围的反弹，被贴上“去台灣化”的标签。

傳扬台灣人“認同”日本统治及奉李登辉為“常识家”的教科书

台灣高中汗青教科书，称慰安妇是“志愿”的

颠末数次的課纲争议與抗争，必需追问的是，如今台灣社會飞腾的反課纲情感暗地里，反應出來强烈的“台灣主體意识”，真的是本来就素朴的存在著?仍是实在也是被建构出来的呢?

总的来讲，台灣教科书的争议不克不及仅仅归罪到李登辉與陈水扁20年的“去中國化”教诲，必需往上追溯到國民党在台灣的“反共”教诲，“反共”與“反中”的持续、融和與升華，结晶成為今天翻江倒海的“反課纲”权势，這是台灣政治布局與社會性子所构成的必定成果。家喻户晓，近20年来，独派把握台灣文史學界的學術資本，以态度来决议學術的走向和评议學術功效的尺度，上起“中心钻研院”，下至处所文史事情室，分手主义史观早已千頭万绪，更况且受“反中”教诲的一代已从師范系统结業，大量進入中小黉舍园任教，继续把對峙壁垒的汗青意识傳给更年青的一代。是以有人認為太阳花以来到反課纲，反應了台灣世代冲突的问题，如斯说法固然有其按照，但應當如许理解台灣的世代冲突：下一代認為上一代不敷“反共”、不敷“反中”。

對在朝的國民党而言，因持久偏安一隅，早已汗青虚無，自马英九以降的當局系统只能以行政步伐来匹敌意识形态的斗争，必定败得一塌胡涂。而马當局的課纲调解，只是在用字遣辞上脱手脚，本来的暗斗思惟、反共意识等等仍是充溢在教科书的阐述當中，没法更無力提出超出的、前進的新史观，課纲争议仿照照旧只是蓝绿款式之下台独與独台的斗争。

台灣社會對付課纲调解的反弹，正好阐明了分手主义史观(此中還包含亲美、為日本殖民统治擦脂抹粉等各种问题)履历若干年的發酵，已取患了現阶段的成功。這场斗争接下来要直面的问题，是若何把倒置的汗青再倒置過来，而且周全清算日本殖民與厥後两岸内战、工具暗斗所遗留下来的负面遗產，而且追求創建新的、前進的史观的可能性。

圖為反課纲學生包抄并突入“教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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